第五件   孙中山的革命 

戊戌变法的激进主义者谭嗣同，曾说中国是“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百代皆行秦政制”）。如果我们将谭嗣同和毛泽东所言的“秦政”，作为从变法到革命运动厕身其间的“路径依赖”，那么我们判断1911年辛亥革命及其一手拉开的暴力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到底在多大的意义上获得了成功，就可以取决于革命后的政治与“秦政”之间的对比。

既然帝制已经在辛亥年间被一劳永逸的废止，这个“秦始皇”的表述又意味着什么呢？我将“秦始皇”这一辛亥年间的“路径依赖”理解成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政统”的君主制，一是作为“道统”的专制主义政治思想（不是儒家的道统）。在两者之间，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尤其是后来反复的继续革命，几乎所有的力量都义无反顾的指向作为政体的君主制，但对于作为“道统”的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却稍有批判。甚至在某种程度，此种意识形态下形成的威权反而成为对抗君主制的革命运动当中不可或缺的“本土资源”。恰恰因为一场从专制主义土壤里萌发的暴力革命，对政治威权有着迫在眉睫的大量的需求，辛亥革命在对于“专制主义道统”的破坏上反而不如戊戌变法。在我看来，这一点正是孙文本人背叛革命早期设想的英美式宪政道路，在革命后走向独裁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尽管袁世凯本人在私下里透露过他愿意接受民主共和，但在和谈前及谈判早期，袁世凯的公开态度是非常肯定的，即坚决维护帝制传统，决不做辜负“孤儿寡母” 的曹阿瞒。他在与黎元洪签订停战协议的同一日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

袁世凯提出了一个对于政体之争的民主和现代的解决方法——“国民公决”。他在声明中对中央和掌握各省的革命党及保守党（立宪派）这一三足而立的局面进行了说明，接着说：“余拟召集各省人民，以研究此中国究应为何等政体之大问题”。唐绍仪与伍廷芳是年12月31日达成协议，南北双方就政体问题召开国民议会，听从国民公决。但南方坚持国民议会在上海举行，时间定于1912年1月8日。北方则坚持在北京举行议会， 双方僵持不下。孙文回到上海后即公开宣称：“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言也”。结果孙文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加紧了北伐的备战。袁世凯等于失去了民国大总统的初夜权，而这是革命党包括孙文在内一度承诺过的。于是勃然大怒，全面推翻议和，南北内战一触即发。袁世凯致电孙文，坚持“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国民公决，绝不承认临时政府。

袁世凯归天，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与段祺瑞闹起了“府院之争”。张勋事后，段氏再造共和，在1917年解散了老国会。孙文这位“继续革命论”者认为时机再次降临，又如前述勾结德国政府，凭着“两百万银元”的黑金，挑起了所谓“护法战争”。这一次年已51岁的孙文再也没有耐心了，干脆割据广州自立，自立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对外宣称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

请各位注意，自从辛亥革命袁世凯出面收拾残局，到此为止，全国基本上维持了统一。包括这之后的所谓军阀割据时期，几乎所有的地方军阀也都在形式上保持了对于文官传统的尊敬和对北京政府的承认。这一点有些像春秋早期诸侯国对于周室名义上的遵奉。而北京政府一次次的宪政实践也一直在持续进行。没有一个军阀另立中央，搞分裂。孙文在1917年另立中央，妄图以武力北伐统一全国，开中国军阀混战之先河。这是自清朝同治中兴以来中国的第一次分裂。从此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

请问：这样的一个革命先行者，于国于民究竟有何功德可言？中国若不是身陷长达十几年的军阀内战，日本又岂会长驱直入，救亡又怎能压倒启蒙，共党又怎么可能趁机坐大？事实上，孙文的本事，终其一生连区区广东也弹压不了。反而穷兵黩武，使广东子第民不聊生。与此同时，袁世凯及后来的北洋政府在经济、治安上都建树颇多，如袁世凯在1914年颁布《地方自治章程》，推行地方行政试验制度。以及阎锡山于1917年利用乡绅通过教育和改造公共道德以求乡村复兴的“山西村制”，曾得到梁漱溟的好评。就在孙文得寸进尺发动内战、大搞独裁的十年间，中国北方各省局势稳定、各项民生事业得到渐进发展，地方议会的建设也日渐繁荣。

两个例子，一是20年代初，有一场鼠疫自东北边境开始，迅速波及华北各省。北洋政府的卫生部门体现出极高的效率和医疗水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制止住了鼠疫蔓延，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第二是在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全国各地的司法部门，都遵从大理院（当时的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威。在各地军阀各自为政的时候，全国的司法通过北京大理院的判例制度仍然维持着统一。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制度成就。但这一切都必须把孙文盘踞的广东除开。从上个世纪10年代末到20年代，被称为是民国的“黄金十年”。但这个这个黄金十年也并不包括孙文控制下的南方军阀治域的。这是对孙文的革命道路的莫大讽刺。

此时的孙文面对星星之火居然燎原的局势，对暴力革命的社会改造已经充满了迷信，政体问题听从国民公决，这种方式及其可能的后果都是他决不能接受的。所以和谈不过是革命军一个虚与尾蛇的花招，先把临时政府建起来，形成既定事实，再以大总统职位迫使袁世凯倒戈，孙文自己顺便也把“开国之君”的初夜权占了再说。孙文复电袁世凯解释为什么就任大总统一事，一则表达了“君主、共和”不容再议的态度，二则指出自己经各省推举实在却之不恭，三则欲盖弥彰的说：“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以当时中国的情势看，若因政体之争南北开战，革命军绝没有无获胜的局面。但对袁世凯而言，胜负之数也未明。在一个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大总统唾手可得的前景下，以后半生的荣辱得失为君主制的去留而战，也不大符合袁的一贯习气。所以对君主立宪的坚持，也就是袁世凯的一个谈判砝码。和谈前他便明确指示和谈代表唐绍仪，“我方应坚决主张君主立宪，直至争论到最后，方能考虑调停办法，借以博取天下之同情”。

如果在南北力量和内外形势的拉扯之下，君主制的深厚传统能够震得住台面，通过虚君立宪得以保留，一则可以免去威权象征被打破之后长达数十年的地方混乱和军事割据，二则必然使真正的立宪政体的建设走上正轨。如梁启超所说，各种力量在遵奉一个最高象征的前提下所进行的竞争，必然将在名分已定的宪政框架内展开，因为这样一可以防止君主权柄卷土重来，二则可以挟天子（宪政）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与主动权。建立和维护宪政，逐步消磨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传统，就将成为各种势力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手段和需求。争夺尽管在所难免，但将下降为一种世俗意义上的争夺，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争夺。这将瓦解中国当代极权主义形成的最本质的一个根源：政教合一。但君主制的被废使国家的权威系统及其合法性根源被“斩首”，结果砍掉一颗头（清室），立刻就长出三颗头（北京袁氏、南京孙氏和武昌黎氏）。

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实现专制向民主转换的时机，在北伐和民国战争中消失了。而经过此起彼伏的革命运动，革命领袖的“天子继承人”的身份，不是被淡化，而是被强化。结果孙中山所谓的宪政化，在革命之后不断倒退。对国家最高权力的制约程度，到此为止，反而远远落在清室1906年立宪诏书的水准之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孙文同志被列为千古罪人似乎不为过。

（注意，此事件大多是引用资料）

To be continued……